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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乐门的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

发布者:吉他之声    发布时间:2015/7/30

我学了三年大提琴之后,战争结束,日本人投降。这时上海有个工部局乐队(当时的租界政府乐队),我们的老师好多都是这个乐队的,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场演出。当时我们一边跟他们学,一边就看他们排练,看他们演出。每天过得很充实。抗战结束后,国民党就接管了工部局乐队。这个乐队原来全是外国人,他们需要一批中国人补充进去,那么我们音乐学院就有12个同学补充进去。我是其中之一,那是1946年。

乐队后来改名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,经常开音乐会,我在上海也有一点小名气了。我白天在乐团,晚上还是在夜总会工作。这时候我父亲回来了,他退休了没工作,全家都依靠我一个人。

百乐门的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

晚上我们自组的这个乐队是自由职业,并不固定地方。高士满老板换了,我们也走了,后来就到了仙都饭店(现在南京路食品公司六楼),那是家音乐餐厅。

这时候,杰米•金(Jimmy King)就找到我们了,他说现在百乐门要他去做乐队,问我参加吗?我说当然参加,就这样我们到了百乐门。以前,夜总会啊舞厅啊都是菲律宾人乐队,他们水平比我们高。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,他们从小就受美国教育,所以他们的爵士非常棒,我们是向他们学习的。不过,菲律宾人有他们的性格弱点,技巧是有的,就是有点自由散漫,百乐门老板不喜欢,所以就找了杰米•金。

杰米•金是怎样一个人呢?他是大学生,家境很好,是个公子哥儿。毕业后,因为英文好,他就在工部局乐队当巡官。他学的是理工科,但喜欢音乐,很活跃,游泳骑马样样都会。他进了第一流的高级舞厅仙乐(南京西路原上海杂技场),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菲律宾乐队,领班叫罗平,杰米•金就跟他学夏威夷吉他及演唱。罗平跟他讲:“你当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,你到我这里来搞音乐吧,学音乐很开心!”他就同意了,到仙乐的乐队里当罗平的助手,唱歌,弹琴。时间长了就和百乐门老板认得了。后来百乐门的老板找到他,说你来百乐门吧,由你组织乐队你当领班,于是他就这样把我们一起拉过去,组成了“杰米•金乐队”。

以前百乐门不用中国人乐队,都是老外,这是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进入百乐门。我们很年轻,衣服穿着也都很整齐,而且带了五个女歌手,一面搞爵士乐,一面搞流行歌曲,所以很受欢迎。我在百乐门工作了五年,一直到1952年。百乐门的收入不错,每天晚上三个小时,月收入相当于现在三五千吧,再加上白天我在交响乐团的工资一千多,生活没有问题。

我们乐队的水平比较高,相当于菲律宾乐队。我在里面当贝司手,有时还作曲、编曲。原先都是美国乐曲,没有中国曲子,因为我在音乐学院学过,懂乐理,所以由我来编曲。

1948年政府曾经禁舞,百乐门也关门歇业,后来又开了。当时内战时期,上海很混乱,国民党内部也很复杂。有些官员就觉得上海这么多舞厅,花天酒地的,现在在打仗,要把它禁掉。但是禁舞后很多人失业了,好几万人呐。很多舞女没事情做了,她们就去请愿。舞女们到淮海中路嵩山路口社会局请愿,不接见就冲进去,这也成了当时的一个大事件,被称作舞潮案。当时也有人叫我去的,我没有参加。

再见李香兰

百乐门有很多舞女伴舞,还有客人带自己的朋友或者夫人来跳舞。前面一种一般是资本家老板,他们跟舞女跳舞,费用比较高;后一种一般是工程师医生教授,他们带人来跳舞,门票不贵,相当于现在五十元到一百元钱。

百乐门一般唱歌的是驻唱歌手。有时歌星们也会来,周璇她们都来过的,客人们有时会让她们唱歌,她们就客串唱几首。我们给她们伴奏,周璇啊、吴莺音啊,还有李香兰,我们都很熟,都是朋友。她们是歌星,那些驻唱的叫歌女。

40年代,白虹、周璇、姚莉等等红歌星都开过个人演唱会,开得最成功的是李香兰。当时上海是日本人统治,她又是日本人,所以演唱会开得很盛大。长春有个电影厂,以前叫满洲电影厂(满映),她在那里面是主角。这其实是个日本特务机关,她就是文化特务。李香兰当时演了很多歌颂日本皇军的电影,《满洲姑娘》呀等等。晚年她承认自己有错,向中国人民道歉。

1945年,李香兰来上海演电影《万世师表》,讲的是反抗英国鸦片战争的,她在里面出演一个角色,唱《戒烟歌》、《卖糖歌》,就这样在上海出名了。于是她在上海开了两场独唱音乐会。当时她开演唱会由工部局乐队伴奏,乐队指挥是陈歌辛,他是我的老师,我也跟着去帮忙,就和她认识了,比较相熟。她唱得很好,演唱会场是大光明,全部满座,非常受欢迎。

我还保存着李香兰演唱会的节目单。2003年,日本《产经新闻》的一个记者,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我,向我了解当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,就讲到李香兰,我说我还保存着她的节目单呢,他就拍摄下来,在日本刊登出来。李香兰看到了很感动,就让给她写传记的一个日本作家到上海来找我,问我愿不愿意见她。我说可以,她就来了。我们当时在金茂大厦有个乐队,她就到金茂来找我,我们一起聊天。她还带了个摄影师来,拍她在中国的回忆。我就把这唯一的节目单送给了她,她很高兴,还送给我一个照相机。我们一起拍照留念,见面时我81岁,她83岁。

她还问我恨不恨日本人,我说你们侵略时当然恨,我恨你们的军阀政治家,不过百姓还是友好的。

为明星伴奏

除了在舞厅演奏,后来,我也去唱片公司为歌星录制唱片伴奏。我也曾给周璇伴奏。以前是我的老师们伴奏,后来战争结束,他们这些意大利人、犹太人都回国去了,中国人就取而代之。

舞厅里面是以管乐为主,而唱片公司当时还比较落后,用蜡盘(黑胶唱片之前的蜡盘唱片)录音,很贵的,录的时候不能听,所以要排练很久,只有排练到天衣无缝了才去录音,一个曲子要录一整天。这个时候的伴奏与现在不一样,不能用管乐,只能用吉他、钢琴、小提琴、黑管等很轻的乐器,我在里面拉大提琴。

周璇唱歌很细很轻,现场听不见的,我们在后面伴奏,她在前面唱。有一个架子托着,她对着话筒轻轻地唱,根本不知道她在唱什么,但录好后放出来很好听。用现在的说法,就是“录音棚歌手”。她是没有正规学过唱歌的,只是在明月社简单学了一下,完全靠天才,很快上手,后来跟音乐学院劳景贤老师学了一点,有所提高。当时大家都很喜欢她这样细细的声音,觉得很好听,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,比较粗犷,当时细腻文雅的,所谓靡靡之音。

还有姚莉,也没正规学过,跟她的哥哥姚敏一起。她是电台出身,演唱很柔情。后来40年代“仙乐”老板跟她签约让她在“仙乐”驻唱,很多歌迷都跟随到“仙乐”去听她唱。姚莉我没怎么打过交道,我跟周璇、龚秋霞、白光、吴莺音她们比较熟。吴莺音比她们晚出道一点,她是百乐门老板请来专门演唱好几天,而周璇她们都是过来客串的。我为她们都伴奏过。

吴莺音现在定居美国,前年她回国的时候,我们还见了面。当时上海文艺频道为她录了一台演出,就是我为她伴奏的。吴莺音的孙女、周璇的孙女都参加演出了,她的孙女也是唱歌的,周璇的孙女弹钢琴。

还有一个歌手,叫张露,她是杜德伟的妈妈。2007年我去香港,碰到她,请她来听我们的演出,她也82岁了,可惜年前她去世了。当年我跟她很熟,最早我在高士满的时候,带的歌手中就有她。她那时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,原来在电台里唱的,后来把她带到高士满来驻唱。张露也很有天赋,后来也跟劳景贤老师学习过,他是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,当时教了一批歌女。别人不肯教,就他愿意教,对歌女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高。

1949年上海刚解放的时候,舞厅基本上照旧,没什么变化,政府的政策是先要基本维持原状,然后逐步改变……后来,人们都去搞政治运动了,三反、五反,没钱了,不去玩了,那么舞厅的生意自然而然就差了,最后就停业了。一直到1954年,舞厅全部都停掉了。后来,那些舞女都被要求“改造”,让她们不要再卖艺卖身了,去学点什么家政;有文化的,就安排她们去小学教书。

我一直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。1955年,音乐学院的外籍老师们好多回国了,我就去音乐学院当兼课教授。交响乐团直到1956年才全部是中国人,1956年以前,还有很多外国人。当时陈毅在上海当市长,他很开明,说这个乐团要保留,给那些外国人工资高一点,用赎买政策,所以我当时工资也蛮高的,有150多元,不比一般干部低。当时给外国人三个政策,一个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的,那我们给予遣散费;如果要回捷克、匈牙利或者苏联的,我们欢送;如果要留在上海,也给你们养老。结果他们还是全部走光了。

应该说我运气比较好,反右和“文革”,文艺界首当其冲,我没有受到很大冲击。我在交响乐团一直表现比较好,群众关系也不错。我跟陈歌辛关系很好,他被打成“右派”,我却没有受到牵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,我也幸运逃过一劫,后来我们很快成立了样板团,去搞样板戏了。

晚年

我70岁退休,退休之后我还在音乐学院兼课教大提琴。我以前演奏过爵士乐、轻音乐,当时上海开了很多宾馆,就邀请我去演奏。最早在和平饭店,组成老年爵士乐队。后来我还到上海宾馆,到新锦江,到香格里拉,到金茂大厦,晚上在各个宾馆演出。2006年和2007年香港还请我们爵士乐团去演出,我带乐队(都是当年一起玩的老朋友)去了两次。香港演出很成功,回来以后,东方艺术中心也邀请我们去演,很多人来听。

现在,我们定期在百乐门演出,东艺也每年邀请我们演出几场,叫“经典爵士乐”,不是现代爵士乐,基本上都是怀旧金曲,比较抒情的。当年一班搞乐队的老朋友们,我是拉琴的,所以80多岁还可以上台,吹奏的就不行了,还有的已经去世,人不多了。现在这个乐队主要是我们这批人的子弟,包括我的女儿,整个乐队水平不错,好多子女都是音乐学院毕业。

杰米•金后来我也还有来往。解放初期他还在百乐门,后来舞厅停业,他就没事情做了。他英文很好,可是那时刚解放,他以前当过警官,属于六类分子,历史反革命。他没法糊口,就教吉他,但是那时吉他也算黄色音乐,所以也教不下去了。他跟我关系很好,当时我在交响乐团,社会地位比较高,安徽省歌舞团团长向我要人,我就介绍他去。杰米•金就到安徽去拉大提琴,他是大学生,那个团长很喜欢他,重用他。后来那个团长被打成右派,他就受了牵连,下放到农场去,在农场子弟学校教英文,后来还参加了当地文工团。可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,他就回不来了,一直留在农场里面。“文革”结束80年代,南京开了个金陵饭店,饭店的老板娘解放前经常来百乐门玩的,很崇拜杰米•金,就把他从安徽请去南京,当饭店乐队的领班。老板也请我去指导他们的乐队,我就跟杰米•金又碰面了。老板很优待他,在宾馆里面给他一个房间。

杰米•金年轻的时候花天酒地,有钱了就乱花,没钱了也无所谓,生活也比较浪漫,老来却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杰米•金老了以后有一点老年痴呆,脑子糊涂了,有时两个鞋子都穿得不一样的,有一次开错了日本客人的房间,老板怕他出事,就请他退休了。他到了张家港的一个朋友家里,那个朋友开了一个养蜂场,我去那儿看他的时候,他看到老朋友来了,就哭。没过多久就去世了,去的时候73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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